【原文】
方汉奇：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
王润泽
方汉奇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新闻史学者，也是新中国新闻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新闻史学者，方先生的工作可谓筚路蓝缕，所涉研究方向要正确，框架体系要经得住实践检验，史料也要全面重新开拓。
方先生在分析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新闻史的研究特点时说：“立场观点比较陈旧。多数著作以资产阶级报刊为正统，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报刊为异端，对后一部分报刊的介绍，既简单又有偏见。个别作者站在反动立场，为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所做的报刊涂脂抹粉，发表过不少错误的言论。”
方先生新闻史研究所坚持的方法和立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史料第一、多打深井、厚积薄发，这是先生研究新闻史的特色，也是特长。
和许多研究者不同，方先生的研究之路始于高中时代的集报活动，到大学时，他已集有1400多种报刊，而且不少是“海内孤本”。他集报最多时有3000多种、5000余份（1947年10月）。
正是利用如此丰富的一手史料，方先生大二时（1948年6月）就写出13600多字的新闻史文章《中国早期的小报》，在《前线日报》副刊上连载8期。
由于一手史料丰富，方先生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很多，如第一次关于中国最早官报雏形“敦煌进奏院状”的研究，关于中国最早报纸文献记载《开元杂报》的研究，第一次关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新闻传播问题的研究，等等。
“文革”期间，方先生下放到江西，出发时带去所有书籍，只要条件允许，他就会作学术积累。他曾写下10万张学术卡片，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各种报纸和书籍上搜集到的有关新闻学方面的资料。
20世纪80年代初，方先生得知英国不列颠图书馆藏有中国珍贵的唐归义军“敦煌进奏院状”原件，便邀请驻英的新华社记者孙文方帮忙调阅誊录，开始对这份报纸进行详细深入的研究，并结合《开元杂报》等其他唐代文献记录，考证出“邸报”的出现不会晚于唐朝，中国官报雏形从唐朝就开始了，唐代是中国新闻事业的肇始。这一系列结论目前被大部分新闻史学者接受并认可。
我曾经用三层境界来诠释方先生的史料解读功夫：史料文本本身的意义，史料在所属专业领域的价值和意义，史料在整个社会历史层面的价值和意义。其中最难的是最后一部分。
方先生对历史背景和文献勾连有着深厚的积淀。如果没有对汉以降“邸”制的清晰了解，对邸吏制度和地位的详细考察，如果没有对唐宋以降各种官职和机构的了然于胸，对宋以来各种文化活动、出版技术的熟知，甚至对文人在文字音形上的变通嗜好，想厘清各种正史中所忽略的新闻传播史，是不可能的。
方先生曾说，“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属于文化史的部分”。后来，有人质疑，中国古代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是否应该对“报刊”先有清晰的概念界定后才能进行研究，否则会影响中国新闻史的合法性。先生则表示，欢迎各种不同角度的研究，各有所长、各抒己见，互相补充、彼此交流，共同提高。
我曾跟方先生闲谈，如果各种研究流派都兴旺起来，或许先生的研究也可以称为“方汉奇学派”？先生回答说：“我不喜欢标新立异，我就是老老实实的史学工作者。”
我是在工作之后跟随方先生读博的，由于工作关系能常常陪伴在先生左右，耳提面命，而他的那种平和之力却无法言传。时间越久，就越品出学问之味。既然献身学术，就要好好做下去。学人安身立命之所在，就是学术，不在于教授几级，不在于头衔几何，甚至无论课题多少，也不在评奖高低，仅仅是一份执着和坚持，正如先生所言，不怕慢，不要停。
钱穆先生曾总结过中西学术本质的不同，西学为学术之学，喜欢概念和理论的创立创新，而中学为“治平”之学，是人性和学问的统一，因此中学学术之最高境界为“至善”，是道德文章的高度统一。在方先生这里，我看到了这样的统一，他树立了学者的“标杆”。
（原文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方汉奇，1926年12月出生于广东。1950年毕业于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1951年起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是中国新闻史学界的泰斗。人们不称他教授，亦不称老师，而是尊称“方先生”。
②2016年12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方汉奇迎来九十寿辰。之前，《人民日报》《新闻爱好者》《新闻春秋》等多家媒体纷纷组稿，刊发系列文章为方先生祝寿。而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学界的祝贺更是数不胜数，方先生“感谢大家善颂善祷”，并自喻为屠呦呦手里的青蒿素、显微镜下的小动物，开始被世人进行研究了。
【问题】
7.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A.方汉奇是中国新闻史学界的泰斗，是新中国第一代新闻史学者，也是新中国新闻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B.方汉奇对新闻史研究所坚持的方法和立场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他从高中时就开始收集报刊，到大学时就达1400多种，截止1947年10月就收集了3000多种报刊。
C.“文革”期间，方汉奇被下放到江西，临行时他不忘带去所有书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制作了10万张学术卡片做学术积累，以期“文革”之后继续进行研究。
D.方汉奇有时说话风趣幽默，在他九十岁寿辰期间，不少媒体以不同方式向他表示祝贺，他在感激之余，并自喻为屠呦呦手里的青蒿素、显微镜下的小动物。
8.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4分）
A.方汉奇对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成果并不满意，认为立场观点陈旧，对报刊的介绍有失公允，带有偏见，甚至有站在反动立场上的错误言论。
B.方汉奇对新闻史的研究情有独钟，源于高中时期收集报刊的习惯一直未变，大学期间还收藏了不少“海内孤本”，并公开发表了长篇新闻史研究文章。
C.方汉奇开放性的研究成果非常多，如对中国最早官报雏形的研究，对中国最早报纸文献记载的研究，对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新闻传播问题的研究，等等。
D.方汉奇对史料的解读功夫有三层境界，即史料文本本身的意义、史料在所属专业领域的价值和意义、史料在整个社会历史层面的价值和意义，但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部分。
E.正文作者是方汉奇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形影不离的陪伴，使作者感受到方先生的平和之力，同时也感受到方先生对于学问、对于做人的观点以及态度。
9.作为中国新闻史学界研究的泰斗级人物，作者称其为学者的“标杆”。从他治学与做人方面，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启示？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5分）
【参考答案】
7.C
【解析】C项，“以期‘文革’之后继续进行研究”于文无据。
8.AC
【解析】B项，“收集报刊的习惯一直未变”于文无据。D项，“最重要”的分析不合原文意思，
原文表述为“最难的”。E项，“形影不离的陪伴”无中生有。
9.（1）做学问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研究要深入、细致，要做到厚积薄发。
（2）做学问方向要坚持正确的方法和立场。
（3）做学问要允许研究角度的不同，要互相补充交流，共同提高。
（4）做学问要老老实实，不要标新立异。
（5）做人要学人安身立命之所在，不追求虚名。
（6）治学要达到人性和学问的统一。（每答出1点得1分，答出其中的5点即可）